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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文明的基础---河图洛书的真相
易学文明的基础--“河图洛书”的真相
那智凯
中国自古先有六经,后有十三经[1][1]。《周易》被尊为诸经之首,为我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它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源远而流长,是华夏文明的根本。古人谈“易”,每每提到“易者变化也”,即易的主题是变化。《易经》本为六十四卦的推演成果,虽附有卦辞和爻辞[2][2]的阐述,其中却并未告诉我们关于思想的源起和过程。因此“易”中的变化是否是随意而行?其中是否有变化的原则?就值得我们深思和推敲了。众所周知,易学是以讲究“人法天地”为手段,以追求“天人合一”为目的。故以天的变化为标的,作为人类思想的指导原则,应是易学文明的核心。孔子是继承当代思想的大成者,他在“十翼” [3][3]中对“易”的变化也作了诠释,认为“易”的道理是古代圣人按照天的变化现象演绎而来,而这个现象正是出自于“河图”与“洛书” [4][4]。当孔子论及“天地之数”和“大衍之数”[5][5]时,也都不曾离开“图书”[6][6]的氛围。再回朔《周易》中以九为阳、以六为阴的道理,更是源自于“图书”的数象。而《易经》以后千年来的易理发展中,历代的贤能者更是以“图书”的数象贯穿了易理五术学的应用。由此可知“易”的变化理论,起始于“图书”中的数象配置。
然而易学是以崇尚自然见称的,自然是具备着科学性的。所以,易学文明不仅俱有其特殊的逻辑性而且是科学的。但是传统上,却总是以神话来说明这个应用了数千年的根源。我们可以理解在史前文明没有文字的情况下,用一个神话去隐藏深奥真理的用心良苦。可是在数千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在使用那个民智未开的传说来解释自己文化的起源,而没有一个合乎情理、秉持自然的诠释,那就不仅是自欺欺人,更是陷易学文明与古圣贤于不义了。既然“图书”的道理能奠定易理的变化法则,那么“图书”究竟是根据什么来的?什么才是这个神话背后的真正典故?什么才是这个神话要传递给我们的讯息?千百年来,只见到孔子做了概略性的评论,但没有细节的描述。想来在那个时代“图书”的来源或者已被公认、或者是孔子想当然的继承了这个概念而不再去解释什么。但自孔子以后,多数的著述千篇一律的以神话来诠释这个源头。少数古籍中偶尔提及也只是轻描淡写,从没见到一个合乎理性而详细的描述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图书”的庐山真面目!使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古代留下的一个迷团!若能请楚它的来龙去脉,除了能带给我们大量的资讯更能告诉世人,我们的文化不是来自于神话或是迷信,我们的祖先有着超人的智慧和总结的能力。所以,有志于研究易学或是想明了易理者,“河图” 和“洛书”应是首先要搞请楚的根本。
总之,传统上“图书”是以神话来叙述,具有上古文明的通性,将道理寄寓于神奇的故事中以利传播。在探索它真正的面目前,让我们先了解传统上“图书”是如何被记载的:
【关于河图】
相传上古的三皇时代,有龙马背负着图出于黄河边的孟津。此龙马高六尺四寸长七尺二寸,龙首、马身、狮尾、牛蹄、足生飞毛、胁生肉翅,背上毛茎回旋,马背上有如星点构成的图案,龙马背上刻有一数到十数的组合图形,其中白点代表奇数为阳,黑点代表偶数为阴。一和六居北列在下方,就是所谓“一六共宗;二和七居南列在上方,就是所谓“二七同道”;三和八居东列在左方,就是所谓“三八为朋”;四和九居西列在右方,就是所谓“四九为友”;五和十居中间列在诸数的中央,就是所谓“五十同途”。因此有了河图的口诀,即是“一六共宗,二七同道,三八为朋,四九为友”。
【关于洛书】
相传尧虞舜时代,洪水泛滥。大禹治水时, 在陕西洛南县之洛水发现神龟, 龟背上刻着从一数到九的排列图形。九个白点靠近龟背上缘为南, 一个白点居龟背尾部为北, 三个白点在左胁为东,七个白点在右胁为西,四个黑点靠近龟背左上为东南,二个黑点靠近龟背右上为西南,六个黑点靠近龟背右下为西北,八个黑点靠近龟背左下为东北, 五个白点在龟背中央。这个图案造就了洛书的口诀,即所谓的“载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在其中”.
由于“图书”中的数字变化不仅是孔子在《系辞》中所说文理与象意的根源[7][7],更是千百年来易理文明的应用基础,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可是这么重要的数据却以神奇的传说故事来诠释,姑且不论其真实与否,充其量只能说是一个奇迹式的昙花一现,一个少有的现象如何能作为千古不变的指导原则!在事事求真求实的现代,实在令人置疑它的可信度!然而,不仅是伏羲根据其作卦,大禹根据其治水,相传周文王与周公也因见此图后而据以演卦爻,系词意。可见“图书”并非只是一时的奇迹乍现。关键在于人们是否能看得懂“图书”的真谛,也就是是否能知其所以然。况且“图书”既然能作为中国数千年哲理变化的最高指导原则,它的真相具备着实际的价值和意义,绝非由神话故事所能取代。因此对于“图书”的探索与辩证,有着确定易学原理的学术意义。这个意义不止可使“易”理跳出盲目迷信的领域,更能有助于建立起易学的科学性和法理性。
至于如何去找出“图书”的真相?作者遵循孔子在《系辞》中的提示,易学的创作法则在于对自然的观察。所谓“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8][8]。所以观察自然就是寻找真相的主要方法。同时,印证古人客观合理的记录,也是寻找真相的不二法则。其次,已经确认的科学理念更是探讨时的重要依据。因此,寻找真相的方法,起始于和《周易》时代相近的古籍中,有关“图书”的资讯。事实上,除了孔子在《系辞》中概括性的评论外,能客观而合理的论述并不多见,仅汉代古籍《纬书﹒春秋纬》[9][9]中有段相关合理的记载,可视为重要的参考依据。虽然汉代《纬书》为文本多怪诞之说,但对古代天文﹑历法﹑地理等知识以及神话传说之类,多有所记录和保存。尤其在该段记录中,并无怪诞之处且合乎孔子的描述,应可视作对“图书”自然现象的观察记录。作者在上述《周易》和《纬书》的有限资料下,秉持着科学的认知,对天体星象作了连续十年的观察,发现了“图书”千百年来不为人知的自然源起。这段观察经验,曾有着诸多错误的尝试、和失败的经历。但在以下的段落中,将以循序渐进的次第观念,有效的介绍“图书”的本来面目。
I. 对“图书”应有 的认知
(1) (1)从科学的角度来认知“图书”
“河图”数列的排列,原来是没有设定方位的,它是万物存在的基本结构。讲究的是奇偶、阴阳的搭配原则,既是宇宙的共性,也是易学思想的起源。而“洛书”则不然,讲究的是与四周环境的关系,如何利用周边的环境产生最大的共鸣来进行有效的应用。所以自古有“河图为体,洛书为用”的说法。因此,书与图是相连贯的,就像是机体不能没有功能,功能也离不开机体。两者是互相包含,互相援引的。孔子在《说卦传》中,以诸方位的特性诠释出八卦的特质[10][10]。说明了八卦布局的成因是与“洛书”的方位有着密切的关系。纵观这个八卦的演成,不仅存在了卦的组成与定义,更显示了方位的配置和应用。所以,八卦的位置是由“洛书”而来是毋庸置疑的。引人注目的是,这些由易学的数质演变至卦象所显示的方位,与现代地图方位的设定是完全相反的。现代地图的绘制,是将地球以赤道为中线分为南北半球。在平面上显示的方位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这个上北下南是取决于地球磁场的作用而设置。但是现代天文图的制定却是按照实际的操作,从北半球面对南方时,由高空向下俯视,都是北近南远的。北方绝对是在脚下的,而南方绝对是在远方的。因此现代天文图的制作,总是以北方为下,南方为上。所以天文南北的设置是和地图南北的设置是恰恰相反。反观“图书”的方位也是下北、上南的。这样方位的设定,直观的反映出了“图书”的方位设定应该和天文图是相关的。回顾人类的古文明多半是出自北半球,且中华易学更是崇尚人法于天的。当古圣站在北半球的位置仰看天文时,头顶上最靠近的是北方的天空,较远处才是南方的天空。因此有了以北方近为下、以南方远为上的方位设定。然而,现代天文图的东西是左西右东与一般地图的东西相同。因为南北有远近而改成了下北上南,但东西方却没远近之分,所以还是维持原样。至于“图书”的东西方位是右西左东,不同于天文图和地图。这是由于站在北半球举起方位图于头上模拟天空的南北时,由于南北向相反,原来的东西向也随着南北的改变而归于左东右西了。古圣是由地面向上仰视天文,造成了不同于现代天文图由高空向下俯视的差异。但两者都是以天文为基础是毋庸置疑的。而“图书”东西方位的设定,却巧妙的使天文图与地理图的方向设定一致化了。中国自古,统治者多来自北方。皇帝君临天下、统一全国,必是坐北朝南,除了有着由近而远,天下一统的含义。既能合乎地理的因素,也暗合天文的道理。总之这样的方位设定,说明了“图书”的图像是以天文为出发点,是远古时代对天文观察后的记录,进而应用到人文社会的明证。
(2) (2)从孔子注解《周易》的角度来认知“图书”
孔子在《系辞》中形容“图书”是“苍天生出的宝物,天地在四时昼夜的变化和苍天示下的景象。因此圣人能根据此天上的宝物以立法则,能效尤天地在四时昼夜的变化以知进退,能依照苍天示下的景象以预知吉凶”[11][11]。还有什么能比满天璀璨的星斗更能代表所谓上天的宝物,天地的变化和天以示下的景象呢?总而言之,“图书”是天文在季节变化时,穹苍在夜晚所召示的天文景象。而圣人根据此天文景象,树立治世的法则、知晓进退的法则以及预知吉凶。这也就是卦爻建立的源头了,又一次证明了“图书”是对古代天文图的记载与应用。
(3) (3)从汉代古籍的描述来认知“图书”
汉代古籍《纬书﹒春秋纬》中,有一段对“图书”的描述是继孔子之后客观而实际的记录。值得重视的是,它与《周易》的时间差距较短,较汉朝以后的论述更趋进于实际的描述。它是这样记载的:“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成。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 [12][12]不仅描述了“河图洛书”中更多的细节,也道出了“图书”中诸多的关键。其中“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虽然诸篇内容失传,并未流传后世,故这十五篇无法作为探索辩证的材料。但仍可推理“图书”不只是偶然或是奇迹性的一次显示,这其中应有持续的变化。因此才能有十五篇的记录,和后世持续的应用。下面逐句解析《春秋纬》中所提到的句子:
①“河以通乾出天苞”
所谓“河”者,自然指的是“河图”的河,通常总被认为指的是黄河,也就是指此图的发源地。然而作者认为“河”应影射另一个含意,实指的是天上的银河。因为该河能“通乾出天苞”。所谓“乾”者,在易学中向以“天”为第一义,因而此河有通天之势,指的应是天上的银河;“苞”者,是含苞待放,初始绽发的意思;“天苞”也就是天在开始时,将如花苞绽放的姿态。所以此句意指“通往天上的银河,孕育了一天的开始,此时星群如花朵般地含苞待放”。
② “洛以流坤吐地符”。
所谓“洛”者,自是指“洛书”的“洛”。何以名为“洛”?自古学者多认为是“洛书”的发源处,即指黄河支流的洛水。然而作者认为真实的意义,在于前一句既言天上银河之水,此句论的应是指天河水流的动向。“洛”在此处是暗指“落”也,实指水“落”何方,大有影射水流向何处的意味。意在引申水流的动态以表现出天河星象位置的改变;“流”者,水移动义;“坤”者,在易学中向以“地”为第一义;“符”者,为记号。所以此句是在说, “银河的水流向大地,拋出了作为变化的标记”。
③“河龙图发”。
乃叙述“河图”的状态和定义。“河”者如前述“天河”的意思;“龙”者,譬喻此时天河星象的状态如翔龙。“图”者,指其时的天文图像。“发”者,出发或启始的意义。所以本句的含义是说,“天河以翔龙般的群星图象开始”。
④“洛龟书成”。
乃陈述“洛书”的状态和定义。“洛”者如前述“落”也。“龟”者,乃假借龟的名义和象形作比喻。事实上,当我们在仰观天象时,穹苍的形态一如龟背的弧状形态。夜晚天象缓缓移动时,一如龟行。故假借龟的形象和行动,以表现天文缓缓移动的特色;而天象缓缓地留下星辰变化的符号,正如爬格般的书写,故以“书”为名。“成”者,乃完成的意义。此句的“成”与上一句的“发”相对称,一为开始,一为完成。所以此时论述的“洛书”是“记录了天象完成的情形”。
可见此句“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成”,真正的含义可解释作“银河有着通天的态势, 继而流向大地洒出了变化的符号。当天将初始,群星势如翔龙般地飞舞;当天将完成,天象又如龟行般缓缓地留下变化的痕迹”。这段叙文不仅描述了图与书的形态, 也包含了图与书互动的关系:“河图”先发为始,“洛书”后继为成。“河图”展示了天对地的孕育之机,而“洛书”也继承了地对天的受纳之功。句中的“乾坤”又含有西北、西南的走向意义,却正是银河星群的主要分布区域。所以此段叙述不仅明白的指出了“河图”与“洛书”都是天文变化的星象布置,更直接的衔接上孔子在《系辞》中论及“图书”时,所提到的“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及“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等诸句。勾画出“图书”的天文背景,让后世了解到“图书”是如何从天象中观察出来的。
II. 探索“图书”发生的时间
前面提到“图书”应不只是一个奇迹,不是一时的偶然。而且“图书”的天文景象应是经常性的。所谓的经常性,是因为天文的图址在人类的视线中,大概是数千年都不曾改变的。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天象和伏羲、大禹、文王、周公及孔子等古圣贤看到的天文景象应该是一致的。所以在这个论点下,何时才是古圣观察“图书”景象的时间点,应该是首先要能确定的。
众所周知,“易理”是以表现时间为架构的主体,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时间会发生不同的结果。时间点的确定应是寻找真相时最重要的关键。孔子在《系辞》中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13][13],这是对宇宙生起变化的描述。其中“太极”是起始,“八卦”是人文对应自然的基础设定。也可说二者为因果关系。唯有两仪和四象代表了过程中的变化。因此由两仪和四象来探索自然的现象,应更贴切于古圣的理论和观点。
(1)两仪的观察点——两仪者阴阳,日夜为其表征。
由于地球的自转产生了地球表面与太阳亲疏远近的关系而有了昼夜的差別。这在现实生活中是最自然、最平常的现象,故易学将阴阳视作万物的基础。不只是万物的实体如此,对时间的划分也是如此。阴阳之间存在着转化的区间,区间中必然也存在着阴阳转折的分界点。分界点代表了阴阳转换的起始点,也就是由夜转日、由阴转阳的的开始,反之亦然。然而茫茫时辰中,何者为《春秋纬》中的“天之初始”和“天之完成”呢?回溯我国古代历法,夏朝以寅为正月,谓之建寅历。商代以丑为正月,谓之建丑历。周代以子为正月,谓之建子历。秦代以亥为正月,谓之建亥历。汉之武帝改正朔恢复夏朝历法,以寅为正月且延用至今。由此可知,各朝代对一年之始各有定论,或为冬之末,或为春之初。虽然历法总是人为制定、因人行事,但也并无碍于自然的运转。《周易》既不同于《连山》易和《归藏》易[14][14],其历法自然会因《周易》当代的时间观而有所不同。周代建子以子正为岁首,其时太阳降极复生,被视为阳气发生之始。近贤命理大家吴俊民先生曾提出以“冬至点”(子月的中气),为年柱干支的更换点,也就是以冬至点为年干的起始处,这是周朝的历法中对于一年之始的取决所在。一年既有起始与完成,一天自也有其起始点与完成点。天相等于日,一日即一天。相较于年,天的开始就单纯多了。周历已经提示我们“子”为始点,且一日的十二时辰向以子时为首。虽然在实际的运行中,因为地球是椭圆体,所以并非每一天都是二十四小时。根据详细的推算,一年其实大约有三百六十一天都是少于或多于二十四小时的,一天二十四小时只是一个平均的计算。古人在这方面的计算倒是更为详细而复杂的。但是子时亦有十一点到十二点的“夜子”和十二点到一点的“早子”之别。然而自古一个时辰(二小时)总是以第二个小时为正时正刻,前一个小时仅为初时初刻,还意味着气的转换当中。所以,一天的开始总是以“早子”时论起的。早子时以前的诸夜时,如戌、亥、夜子等皆为前一天的诸末时,夜子时尤为一天中隂的至极而并非一日阳气的初始。所以只有“早子”时才为“天的开始”。至于何时为“天的完成”?经作者长期的观察,汉代《春秋纬》中所说的“天的完成”并非是一天的完了。而应是指铸成“白天”的时刻。大概古人把天将黎明前数小时的天文景象,看作“天”的培育和形成的阶段。究竟夜晚是先于白昼的,夜晚才能看到星空的变化。所以将一天的“早子”时当作造就天的开始,而将寅时当作造就天的完成。寅时以后日光渐强、星光隐去,“天”的造就已经完成。所谓的寅时,也会因为季节的不同,而有寅时初,寅时中和寅时末的差异。地方自然时的划分,不能以现代标准时作为机械式的分割。因为自然时与标准时的差异,会涉及到经纬度与季节性的时差。尤其是季节性的时差,受到日夜长短的影响,会有明显提前及延后的情形。
总而言之,从这些细节的探讨,可领会到古圣理论的建立,完全来自对自然的观察,以致力于从天地中找出我们可以遵循的法则。
(2)四象的观察点——易学中的“四象”,是由两仪连续变化而产生。
在学理上四象分为少阳、太阳、少阴和太阴,在自然的表现上是春、夏、秋、冬四季。四季是四个段落,这四个段落中又各有一个最明显的代表点,那就是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这四个重要的气点,明确的表达了春、夏、秋、冬的到来。一年周而复始的变化,主要就是表现了这四种气的来临和延续。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因为地球绕太阳公转的位置差异而有了季节的不同,同时,地球自转的立轴并不垂直于太阳公转的轨道,而与垂直线大约成二十三度半的倾角。这个倾角,造成了地球上各地区受热程度的不同,而有了日夜长短及气候变化的差异。也因此而有了各种时令和气候的不同变化,这些不同的变化点,统称之为“节气”。所以当太阳正照赤道时, 也就是直射地球横切面的中央线而斜射北半球,在时间上白昼和黑夜相等。在气候上则表现为冷热适中。这一天我们称之为“春分”,相当于三月二十二日左右。继而太阳北移,当太阳直射北回归线(约等于北纬二十三度二十六分),在气候上北半球最热,在时间上白昼最长而黑夜最短。这一天我们称之为“夏至”,相当于六月二十二日左右。此后,太阳在天空的位置逐渐南移,当太阳再次直射赤道的时候,昼夜又是均等而气候又较凉爽。这一天我们称之为“秋分”,相当于九月二十二日左右。自“秋分”过后,北半球夜晚愈长而白昼愈短,气候亦渐寒冷。直到太阳直射南回归线(约等于南纬二十三度二十六分),造成了北半球夜晚最长而白昼最短的一天,我们称之为“冬至”,相当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左右。南半球的情形则恰好相反,北半球“夏至”为南半球的“冬至”,北半球的“冬至”为南半球的“夏至”。同理“春分”与“秋分”,在南、北半球也是恰好相反的。对于这些自然的变化,古圣虽未必知晓其中天体运转的道理,却无外乎视其为阴阳的转换,所谓阴消阳长,阳消阴长。而这四个气点,代表着少阳(春),太阳(夏),少阴(秋)和太阴(冬)变化的现象,正是观察“图书”天象最主要的日子。
综合以上“两仪”和“四象”在自然的示现,我们可以清楚的认知到何时是观察“图书”最理想的时间点。这个理想的时间点就是以春、夏、秋、冬的四个气点日为主的早子时到寅时,也就是地方时的半夜12点到请晨5点之间。当然阴阳的转换都有其区间,是渐渐形成的。越大的时区其区间越大。像是“四象”的春、夏、秋、冬的四个气点日,前后数天都是可以观察到大致相同的天文图象。但是“两仪”的天文转换就未必如此,有些季节只出现十到十五分钟就“大势已去”了。
III.“图书”在实际夜空中的展示
现行的西洋历法,全球一致,虽然易于统一和记录。但却罔顾了自然呈现在气候上的现象,忽略了北半球的春、夏、秋、冬,到了南半球变成了秋、冬、春、夏的实际情形。所以若不更改南半球圣诞节的日期,恐怕当北半球的圣诞老人穿着棉裘踏雪乘橇而来的同时,南半球的圣诞老人也只能以短衣短裤的清凉装为首选了。然而中华易学的历法是不一样的,它特别注重自然现象与历法的一致性!所以研究易学的时间观,无异牵动着各种自然现象的状态。
纵观“河图”和“洛书”中数字位置的改变,自古就有不少学者在观察、在计算、在强加解说,想从
天象、数学及说理中得到解答。只是数千年来,并未看到合乎情理的诠释。事实上,由天文中来寻找真相,可说是大多数人的共识。可惜自汉代以后,历代的探索者,总是把“河图”和“洛书”当作一个各自的整体图象来探索。固然认知到“图书”的整体图象,是变化后的总结。却没能领会“图书” 间象数位置的改变过程,才是“图书”变化的精华所在。总结可比作阳,而过程则为阴;总结的展示,是由两仪与四象变化的结果,是一个平面的陈列;而数象改变的过程,是“图书”间连贯性的动画转换,是一个立体的展现!那么“河图”中两两成群的“2与7”、“1与6”、“3与8”、“4与9”及“5与10”是怎么变成“洛书”中由1到9各自独立的九宫配置呢?这有点像通史与断代史的差别,所谓“河图”和“洛书”都是断代史的图示,而其间象数的改变就是通史的延续了。所以自唐宋以来的易学者,都是偏重于结论的研究而忽略了变化的探索。这都是因为没能真正看过“图书”在天象的示现!
综合前面章节所述,笔者从易学变化的基础,“两仪”和“四象”,来着手探索,不仅观察到了“图书”的天文景象,更能与易学的理论相结合。以下为了能清楚的介绍“图书”天文星象的变化,特应用西洋天文学的星座群以利解说[15][15]。
(1) 由“河图”到“洛书”的“顺象”变化
一年之中由于四时有別,“图书”中的天文数象因此有了位置的改变。实际上,在“图书”中自然天体的运行,其方式可区分为“顺象”与“逆象”。若由“河图”到“洛书”为“顺象”,则由“洛书”到“河图”为“逆象”。顺逆的次序,完全因季节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天文走势。其变化总是连贯而有序。所以顺逆的现象,又是一次阴阳同体的表现,既能独立存在又能转化互根。
(说明)溯自秋末至早春的夜空,最闪耀的星座莫过于猎户座/ORION与大小犬座/CANIS- MAJOR MINOR的星辰组合,他们结伴而行。自入夜时分(7:00~8:00p.m.)的东方天空移向南方。待及冬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前后的午夜零时(12:00am),亦即“天之始”时,猎户座中璀璨的七星,即其中最为人熟知的腰带三星及周围的躯干四星和大小犬座中天狼星/SIRIUS及南河三/PROCYON二星同居于南方天空。此种形式搭配成的天文景象,即为“河图”中的“二七同道”的开始数象,乃冬季的“天之始”,也是“河图”的上方部位。随后两组星辰,猎户座与犬座,继续相伴而行。天亮前即寅时末,天狼星和南河三二星,同居西南;猎户座的七星居西方。也就是“洛书”中居于西方,所谓“左三右七”中的“右七”。和居于西南,所谓“二四为肩”中的“二肩”。于是“洛书”的数象二七成立,此乃“天之成”。
此段星象的特色,在于二星与七星同起于南方,又结伴同行,故称同道。猎户座中七星与犬座中二星,都是冬季里天上最亮的星辰,后世的天文科学家亦将他们列为一级或二级亮度的星座。相信古圣人也是因为他们璀璨的形态,明亮度以及分布的区域,而列为对人类影响巨大的象数基础。此季节的“中五”之数,无论“图”或“书”皆由御夫/AURIGA的五明星(五车/五边形),即御夫座/AURIGA的(α、β、θ 、ι)四星和金牛座的(β)星共同担当。至于“河图”的“中十”之数的天象,则由仙王座/CEPHEUS的五星和仙后座/CASSIOPEIA的五星构成。重要的是,星象的自东而南而西,透露出了地球自西往东的自转效应,更使易数的变化与自然的原理相契合而交相辉印。
(结论)
1)上述天象的变化,明显地说明了“河图”上方的二和七是形成“洛书”的“二居西南,七居西方”的来源。二者之间的变化,全出于天文,并非宋儒以来用各种数学算式所能求得。更非前人在著述中动辄以“
乃自然之理,非人所能强作安排”、“都是不得不然之势”等句为原因,却又说不出“自然之理”,与如何“不得不然之势”的道理云云。更有甚者,为凑得演算结果竟将数字的性质作阴阳的颠倒,岂不令人啼笑皆非。
2)对天象的应用,引伸出了后世在易理发展中诸多的原则。在寒冷的冬夜里寄望于南方炎炎天空的星辰,正是中医学中“益火之源以消阴翳”[16][16]的思想基础。在命理学中,无论是“寒木向阳、肃寒金冷、冻水结冰或是天寒土冻”等命格,都是应用才星(我克者)的原理,无一不是根据这一观点为基础而以火为用神,以见温暖之功。
3)“河图”中,因二和七数同居于“洛书”的南方,后世五行之学,多以“地二生丁火,天七丙成之”以表火行的阴阳属性。故中医学中,以丁火表心经,以丙火为其表里之象的小肠经。“洛书”中,二居西南为坤卦,是沃土的象征。七居西方为兑卦,是润金的象征。故中医学中也用二表脾经,用七表肺经。土能生金,故脾为肺之本。
4)由“河图”至“洛书”,是由南方、西南而至西方,其象乃自火(南方)而土(西南)而金(西方)
,故火乃金的初始。因此五行有“金长生于火”之说,但火虽为金的长生,却仍需要土的转化方能成就。可见“五行十二长生”[17][17]的理论,原来与天象也是互相辉映,更证明了五行理论是源于自然的现象而非迷信。
5)寒冷中以火为用,原是最自然现象。易理中特别指出了在天象上也存在着诸多人法于天地的理论根据。更由于阴阳的互根互用,术家更将各类五行间的关系,依据实际的现象,拓展应用于每一种五行之上。所以不只火可炼金, 真金亦需火炼方能成器;水虽能灭火,火亦需要水方能既济;土虽能治水,水亦需要土方成池沼以资利用等等。
(说明)自早春至初夏的夜空,其间最为闪耀的星象莫过于北斗七星。北斗七星是西洋天文学中大熊座/URSA MAJOR的尾巴部份。隆冬之际,它已悄悄爬上东北的天空,准备出场。等到春分(三月二十二日)前后的夜晚,它已从初夜时分(7:00-8:00 p.m.)的东方天空移向东北。待及午夜时分(12: 00 a.m.)亦即“天之始”时,北斗七星已坐上正北方的宝座上。尽管七星所成的勺形灿烂无比,古圣却并未全盘接纳。因为熊尾根的天权星(δ)不够明亮故而只用六星,即天枢(α)、天璇(β)、天玑(γ)、玉衡(ε)、开阳(ζ)、和摇光(η)等被采用为“易”的基本象数的一组,也就是所谓“一六共宗”的六。至于一,则指的是北极星(Polaris)。若以肉眼看, 北极星并非特別明亮。可能是因为距离太远的关系,它与地球的距离有400光年,而太阳距地球仅有0.000016光年。若将它和太阳同时移到约等于326光年的距离,北极星是-4级星,而太阳则只是+5级星。由此可知北极星是如何超巨星了。而且北极星常年居北,固定不移。所谓固定不移是广义性的,因为它是由不同的星辰轮替而成。根据现代天文学的研究,约4,800年前的北极星是天龙座的(α)星。最近一千年来, 才是由小熊座的(α)星担纲的。到31世紀后,仙王座的少卫增八(γ)将会成为北极星。西元14,000年前后, 天琴座的织女星(α)将成为北极星。虽然北极星在狭义上是由不同星座担纲,但广义上北极星总是固定不移的。因为其轮替担纲的年代长久,在人类的视野上可说是耐久而弥新的。也因受到众星的拥护,被视为群星之主。怎么说呢?像北斗星群的运行,总是以北极星为轴心,为宗主。无论北斗星群身处在何处,斗勺二星(α&β)总是以约五倍的距离,遥向着北极星。难怪有“一六共宗”之称。一自然指的是北极星,而六则如上所言,为北斗七星中的六星。所以“一六”共居北方,乃春季的“天之始”,是为“河图”的下方部位。其后,六星缓缓向西移动。天将黎明前,六星驻足西北,而北极星仍持恒于北方。二者共成“履一”和“六足”之势,是“洛书”在北方及西北方的数性代表,也是所谓春季的“天之成”。此时段的“中五”之数,无论“河图”或是“洛书”皆由猎犬座/CANEIS-VENATICI和后发座/COMABERENICES中的五颗较明亮的星辰担纲。至于“河图”中央的十数,乃由当时天象中的狮子座/LEO
的狮身五星和牡夫座/BOOTES的五星,共同构成。
<结论>
1) 春天,在五行上是木气的象征。而此时北方的星辰成为霸主,正说明了气候渐热的万物,需要水的调解与滋润。命理学中,春末之木,阳壮而渴,必藉水的调候,方能花叶繁茂;水行乃木之印星,不仅能生助比劫星(木)更能克制食伤星(火)。印星的意义是生助我者,易学中可为父母,为舟车,为住屋等等;更是解决困境的贵人。同理亦是中医学中,辩证论治的要领,所谓“壮水之主以冶阳光”[18][18];以及肝肾同源,木需水涵的理论基础。
2) “河图”中,因一和六居“洛书”的北方,而为水行的代表。后世五行学以“天一生壬水,地六癸成之”表水的阴阳属性。中医学中,分别以癸水和壬水,表达了人身中与水液最为相关的两条经脉,肾经和其表里之象的膀胱经。阴阳表里原就是由“河图”而来的法则,也是从天体的阴阳,应用到了人体经脉的阴阳。
3)“洛书”中,一居北方为坎、六居西北为乾。北方为坎卦、为水。西北为乾卦、为金。二者是金水相生、相涵之象。在中医学中,代表了肺经与膀胱经的合作,用以通条一身的水道。
4)天象由“河图”至“洛书”,在数质的意义上,代表了由于本身得印星的生助而增强,有了抗压的能力(克我者)以至于成功。俗语说,“人受教调武艺高” 虽受克、受压,有志者却能生机无限。
5)天象由“河图”至“洛书”,在方位上自正北而至西北。说明了金水一脉贯通,饮水思源的道理。在五行中,金行原为克制木行的“忌神”[19][19],可是由于印星(水)的通关,“忌神”化身成为生助的“原神”[20][20]。这段天文走势是对印星的强调和应用,也是诸多人法于天地的理论基础之一。
(2)由“洛书”而“河图”的“逆象”变化
“图书”在夏、秋的变化情形,与前面所见的冬、春的变化次第是截然不同的。此段的天象,是由“洛书”开启了 “天之始”,而由“河图”达成了“天之成”。相较于冬至、春分的星象走势,夏至、秋分的走势是完全相反、相逆的。故称之为逆象,以示其纲要
(说明)当夏至(06/22)前后,炎炎的仲夏之夜,虽满天繁星,古圣贤卻彻夜凝视着远方的天空,希望在这季节的特征上找出变化的根据。自入夜时分(8:00pm),由东方爬起的天蝎座/Scorpius虽不特別明亮,却形态灿烂而活力充沛。不免让人印象深刻而驻足流连。夜将零时,天蝎座位居正南,而人马座/Sagittarius居于东南方。有趣的是中外一致的将这些星座作为一个Pattern。希腊神话中,由于女神Hera不满Orion自夸为天上人间的最强者,遂派遣毒蝎Scorpius将Orion刺杀。而其后的半人马的射手则追赶着前方的毒蝎,Chiron的箭正对准着毒蝎的胸。而中国方面,也有“参商不相见”的故事。“参”为天蝎座的头部三星,“商”为猎户座的腰带三星。每当天蝎座向西低沈时,猎户座就会由东方升起。故兄弟二人,感情恶劣,永不相见。古圣贤选择了天蝎的头部三星和身体六星共九星,作为“洛书”南方的代表。可能认为天蝎尾部的星星与星座本体拖得太远,或者易与人马座的部份星星混淆。总之,整体上未将其看作蝎子的形态,未录用尾部诸星。至于“洛书”的“肩四”,则是人马座位于最左的四颗星星,即斗宿三(ϕ)、斗宿四(ϭ)、斗宿五(r)、和斗宿六(ϛ),所成的类似梯形图案。由于人马座居于黄道星座中最南边,能清楚辨別而且成形的也只此梯形。因其当时位居东南,故择其四数为东南方的代表。以上是“洛书”的“戴九与肩四”。乃夏季的“天之始”。因夏日天亮较早,至寅时初,南方的天蝎九星已西行另与天秤座/LIBRA中最亮的四颗星(α)、(β)、(γ)、(σ),所构成的四边形,共居西方,即所谓“河图”中的“四九为友”,亦即夏季的 “天之成”。所谓“友”者,大有呼朋引伴之意。寅时初,原来人马座的四星已不易见,故另结交天秤座/LIBRA四星为友。此时,展翼而飞的天鹅座/CYGNUS,其中五颗明亮的星辰所组成的北十字,担当起“图书”的“中五” 之数。仙王座/CEPHEUS的五星冠,及仙后座/CASSIOPEIA的后冠五星,共成 “河图”中的十数。
<结论>
1)夏至的天文走势,与冬至、春分是迥然不同的。是由“洛书”返回“河图”。古圣人沒有科学仪器去了解天体的运转,却观察到夏至虽是阳的至极,也是隂气开始返回的转折点。也就是自夏至始,是阴气渐渐增强的时机。
2)虽然《春秋纬》中的论述,是以“河图”表“天之始”,以“洛书”表“天之成”。其实只叙述了其一的顺象,而未道出其二由“洛书”表“天之始”和由“河图”表“天之成”的逆象。固然,可能由于“图书”十五章的缺失,而未有完整的记录。也可能是故意隐去,大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缘故。总因古代的教育不普及、知识不足够、及传播不容易,而未能广于流传。但是天象的昭示,胜于一切文字的敘述,或图片的传达。因为古圣皆由观天察地而成法理。況且“图书”的逆向求变,不仅表现了时间周而复始的理念,更是“是故易,逆数也”[21][21]的学理根据,可说是卜卦的理论基础,是易数的精神及精彩所在。
3) 五行之术,总以夏至为一阴之生,待至大暑而金水进气。《奇门遁甲》的日盘和时盘更以夏至为“阴遁”的开始;“阴遁”是《奇门遁甲》中地盘布局的方法。夏至是金水阴气用以代替木火阳气的逆转点。过去每以为這仅是阴阳家对自然大气的体认, 熟知在天象上早已有所显示, 诚如《春秋纬》所云, “天文早为大地拋出了变化的符号”。
4)“洛书”中,四居东南为巽卦、九居南方为离卦。巽乃风之象,离乃火之象;故有风火交融之势。“河图”中,因四和九共居“洛书”的西方,后世五行学多以“地四生辛金,天九庚成之”以表现金的阴阳属性。四和九数,既为金之阴阳,故中医学中,以辛表肺经,庚则为其表里之象的大肠。
5)夏至由“洛书”至“河图”,乃自东南而南,再经西南而至西方,是自木火而土以至于金。其中表现出天地间的哲理,万物由出生历经奋斗而壮大,才能有所发挥的道理。虽然夏日火炎,“图书”星象却展示出了命理学中,我克为财的原理。财星可作为吉庆之事,但必需命中身旺,能有木火相生相助, 方能善为其用。否则财星亦能为仇神,祸及子孙,即所谓“福洩于財者”。
6)夏至由“洛书”到“河图”的走法,虽完全相反于冬至的由“河图”到“洛书”。然而两者却同样的表达了对财星(我克者)的应用法则。一如太阳的正射南北回归线,虽时段完全相反,却有着相同的功效
(说明)秋季的星座,无论是星光的明亮度或是组合的形态,都无法与夏季星辰的繁盛相提并论。秋天的萧瑟之气,不言而喻。同理,也造成了观星的困难度。时交秋分,当夜子时初起,大约三、四刻之间,但见东方地平线上升起明亮的三星,以三角形的姿态低挂在天边。这正是“洛书”中的 “左三”,代表秋季的“天之始”由此启动。但其星象并不持久,大约二、三十分钟后,三角形的中央出现直排三星,才令人恍然大悟,此三星原是猎户座/ORION的参宿五(γ)、参宿四(α)、和参宿七(β)。当直排三星升起时“天
之始”已结束而开始了趋向“天之成”的变化。猎戶座也渐向东南方的天顶移动,它已完成阶段性的任务。当东方三星启动“天之始”时,御夫座/AURIGA早就整暇以待的稳居东北。细数这一圈由一等星到四等星所围成的星座虽不特別明亮,可能由于其间散布着数个星团的光芒所致,但仍然清晰可辨。也许由于这些星团,造成御夫座格外的美丽,如同黑夜中的金沙!八颗明亮的星辰除了御夫座本身,也包括了与金牛座共有的五车五(β)。其他七星分别为五车一/Kabdhilinan(ɭ)、五车二/Capella(α)、五车三/Menkalinan
(β)、五车四/Bogardus(θ)、柱一/Almaaz(ɛ)、柱二/HaedusI( ϛ)及柱三/HaedusII (η)和八谷一/Prijipati(δ);柱星及谷星,虽不在御夫座的五边形上,却各有其特色。柱一(ε) 是个超长周期的变星, 其大小是太阳直径440倍的红巨星。柱二(ϛ)和柱三(η)为双子星,习惯上视为一颗星。八谷一(δ) 位居御夫之头, 西方星名叫PRIJIPATI,具有造物主的意义。此八星构成了“洛书”中的“八足”。及至丑时末、寅时初,猎戶座已离开,爬上南方的中天上空。但见御夫座八星已移居正东方的天空, 其下方闪耀着英仙座/PERSEUS的三星(δ、α、β)所形成的箭头标志。正是“河图”中东方“三八为朋”的星象组合。至此,秋天的“天之成”的数象已现。秋季的夜空,是以仙王座/CEPHEUS的五星冠,作为“洛书”“中五”的数据。而以仙后座/CASSIOPEIA的后冠五星,与天鹅座/CYGNUS中, 五颗明亮的北十字, 共同担当起“河图”中的十数。
<结论>
1) 秋季的主气,向以肃杀的金行为主。肃杀的必要条件,不外乎金利能革。然而虽有犀利的刀斧,若无可用之材也是枉然。所以秋季“天之始”,尚有三居东,八于东北之象,即用财(我克者)必须身旺用印(生我者)的理念。但是到了“天之成”,气势已成则三、八皆合而入主东方为木,是以用财(我克者)为首要了。2) “洛书”中,三居东为震、八居东北为艮。所以三代表东方,乃木之象。八为东北,乃厚土之象。“河图”中,因“三八”同居“洛书”的东方,后世五行学多以“天三生甲木,地八乙成之”以表木的阴阳属性。三和八两数字,既为木的阴阳,故中医学中,以甲表胆经,乙则为其表里之象的肝经。
3)本段群星由“洛书”至“河图”,自东北(土)而至东(木)。木虽有克土之性,土重亦能折木。但相克之外,却更有相生之性。所以甲己能合,同理乙庚,丙辛,丁王,戊癸,皆明为克而实为相合的道理。证以中国东北北大荒的参天古木,可见木土相生之性,也是法于天地数象的实证!
4)秋分的天文走势,由“洛书”到“河图”是完全不同于春分的由“河图”到“洛书”。但两者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春分木气的增强是借着印星的生助而将忌神转化成原神。而秋分木气的增强是用虚克实合的特性以为才星的应用。正如这两个气点表现在自然上的特征,虽时段相反,却都有着昼夜均等而气候相宜的现象。
5)“河图”中的“五十”、及“洛书” “中五” 的天象,均已叙于四季各章节的“说明”中,如同四季月皆附著于四季之后,不再赘叙。“河图”的五与十,在五行学的意义为中央土,分別由戊和己表其阴阳性的不同。在中医学里,己为脾、戊为胃,皆居于中焦。“洛书”中,以“中五”为阴阳的恒常变数,以不变应万变。正如土为万物生存之本,与四季和四方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连性。
IV. 总结
1)“图书”的图像不仅具备着宇宙的结构和功能,也隐藏着不少天地间的奥妙。易理的喜好者自古就想找出它的来龙去脉。可惜总没找出放诸四海都能接受的道理。可是“图书”又总是那么自然的存在,指导着千年来易理的变化。在没有更好的诠释前,只有接受着传统上类似神话的传说。但这也让易学文明罩上了一层神秘和迷信的色彩,这对从尚自然和理性的古代圣贤,真有些不敬啊!
2)秉持着古圣的教化, 前贤合理的记录,和对现代科学的认识。作者以坚持寻根的毅力,终能从四季星象的变化中,找到了“图书”中相同的变化途径和游戏规则。原来季节星象的变化过程,和“图书”的数象完全一致,所以古代圣贤应该也是从相同的关察和思路中去设定了“图书”。
3)易学自古也被称作象数学。当我们验证了四季变化的星象数字正是所谓的“图书”的数码时,也就了解了为什么“图书”是易理变化的根本,是象数的第一义。正如孔子在《系辞》中所说,“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22][22]。可知孔子是如何重视“图书”的数象,因为那是天下至理的根源!
4)随着节气的变换,星象有了顺逆的转折,在易学文明中据有着重大的学理根据。毫无疑问的“图书”中自然星象的分布,正是《系辞》中所强调的“逆数”理论,所谓“数往者顺,知来者逆”[23][23]的最佳学理诠释。
5) 近代主要的两种卜卦法,《六爻卦》与《梅花异数》,皆有相当程度的准确性。而前者多用“后天卦”、后者多用“先天卦”。作者当年演习卦理时,常生困惑,二者到底应以何者为主?待见到了“河图”与“洛书”的星象变化,方认知了二者实为一图的真相。能明了“图书” 的天文走势由顺而逆的互换,不啻以天体运行展现阴阳具备着交感、对立、互根、互用、平衡和转化的本质。更深切的领会到“图书”的连贯性和延续性,而能了悟“先、后天卦”实无轩轾而相互通变。
7) 观察天象,须以实际观察为主。纸上作业,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为天象是立体图象, 星象之间有高低远近, 再加上观察的经纬度不同也会有差异, 绝非平面图址能尽其意。
8) 以上各段落所应用的西洋星座,只是便于易數的探索与位置的解释,切勿整体輸入。文化的差异,对事体的介入点本就不同,更遑论哲理的伸论了。
9)综合以上天文的变化,可知传统上关于“图书”的记载,除了数字位置的记载是真实的,其他大部分都是后人出于想象和杜撰。相信在伏羲时代,也不会有尺寸的应用。后人的编篡与杜撰,顶多是另一种想象来描写天文的星座吧!
10)在前面的论述中,不得不提到一些相关的易学理论,像是逆数、先后天卦、大衍之数。。。等等。一
方面由于这些不是本课题的范围,一方面由于篇幅有限,不能在此作更广泛的申论。若蒙总编不弃,在接下来的论题中,必定详加阐述其原委,以酬同好。
作者简介
那智凯,Jeffrey Na, 美国加州中医学博士。曾任加州中医药大学博士班教授、中国医学院客座教授,现为加州执业中医师。研究易学四十余年,擅长卜卦、命理、风水、奇门遁甲、及中医学等。生平最喜好中国的传统文化。向以提倡易学的日常认识和应用,为推广传统文化的当务之急。本文是作者研习易理多年的心得之一,内容力求论述有据,以展现易理的科学性和自然性。
C参考文献
[1][2]卦辞是说明《易经》中各卦意义的文辞。爻辞是说明《易经》中各卦爻意义的文辞。
[1][3]为《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相传为孔子及其弟子所著,以解释《易经》。
[1][4]见《易經集註》(台北:文化圖書公司 1994)〈周易﹒卷三﹒系辞上传﹒第十一章〉页103
[1][5]见注4〈周易﹒卷三﹒繫辭上傳﹒第九章〉页99
[1][6]“河图”与“洛书”的简称。
[1][7]见注4〈繫辭﹒卷三﹒上傳﹒第十章〉页101
[1][8]见注4〈繫辭﹒卷三﹒下傳﹒第二章〉页106
[1][9]见百度〈緯書〉条http://baike.baidu.com/view/557047.htm
[1][10]见注4卷四〈说卦传﹒第五章〉页116-117
[1][11]同注4
C参考文献
[1][2]卦辞是说明《易经》中各卦意义的文辞。爻辞是说明《易经》中各卦爻意义的文辞。
[1][3]为《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相传为孔子及其弟子所著,以解释《易经》。
[1][4]见《易經集註》(台北:文化圖書公司 1994)〈周易﹒卷三﹒系辞上传﹒第十一章〉页103
[1][5]见注4〈周易﹒卷三﹒繫辭上傳﹒第九章〉页99
[1][6]“河图”与“洛书”的简称。
[1][7]见注4〈繫辭﹒卷三﹒上傳﹒第十章〉页101
[1][8]见注4〈繫辭﹒卷三﹒下傳﹒第二章〉页106
[1][9]见百度〈緯書〉条http://baike.baidu.com/view/557047.htm
[1][10]见注4卷四〈说卦传﹒第五章〉页116-117
[1][11]同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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