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版七卷本《阿城文集》结集出版，想采访阿城本人，却被告知“不太可能”。为了让这个文学史上的“异秉”(借汪曾祺先生小说名)重新浮出水面，记者特地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和上世纪80年代的许多人一样，孙郁在阿城处女作《棋王》甫一发表时，就觉出了他的功力，后来也一直关注他的创作。这次聊天式的采访，不仅关涉了阿城的人和文，也折射了诸道文学史、文化史景观，希望能碰撞出一些比所谓“文学史”更有趣的启示出来。

　　传统：他回到五四之前更久远的地方

　　记者：阿城处女作《棋王》最初发表时，您读到感觉怎么样？

　　孙郁：那时我们看了，都傻了，小说还能这么写。他回到了过去明清小说的传统里，又有一点现代人的智慧在里面，不简单。在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那一代作家里，他是分量最重的。他把士大夫的东西和旧小说的东西接上了。当时，除了汪曾祺有老一代的民国基因，1949年以后出生的人几乎不可能有这么一种底色。阿城后来如果继续写小说会写得更好，但他没有，写别的去了，稍微有点可惜。不过他可能就是更适合写小的，像博尔赫斯那样。

　　记者：看到网上有人问文章怎么写出笔力，不少人都举《棋王》和《受戒》的例子。仔细读阿城小说，可以看出他对文字的掌控力很好，有一种节制。

　　孙郁：他的古代文学修养很好，而且能抓住古代文学的魂。他熟悉古代小说的套路，但不是生硬地模仿，而是在那套语言中浸泡，再用那种语言来写现代的生活。写他们那代知青的生活，王小波也是一个，和阿城是两个高峰。不过王小波用的是现代人翻译过的自由主义的语言，而阿城是中国传统的东西比较重。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一批作家里，阿城是硕果仅存的几个，我觉得写得很好的。当时很多红极一时的作家，现在已经没有人阅读他们的作品了，但阿城是可以反复阅读的。他有种沉甸甸的东西在里面，不是回到五四，而是回到五四之前更久远的地方。

　　记者：这次新出的七卷本文集您都看了吗？

　　孙郁：都翻了翻，前五本以前出过，都看过。他能记言论，我非常喜欢。他在《脱腔》里对“文艺腔”的看法，我觉得可能受了木心的影响。所以他给西方人介绍中国作家，第一个是汪曾祺，第二个就是木心。

　　写作：在黑暗的门里试炼人的灵魂

　　记者：“三王”里，您最喜欢哪一篇？

　　孙郁：印象最深的还是《棋王》，写得太好了，出神入化。我给北大出版社编了一套《当代文学经典读本》，专门选了《棋王》，还为它写了一篇文章。“车站乱的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在说话”，这个起笔就很不凡，很伟大。好的作家应该是个文体家，有自觉的文体意识，但我们很多当代小说家都没有文体意识。你看他的《遍地风流》，每篇很短，有一点点像聊斋，或者六朝、明清的笔记，那么传神，又那么惨烈，有大的悲悯在里面。

　　记者：王鼎钧先生也很推崇《棋王》。他在文章里写，“王一生能活下去，因为心中有棋，也正因为人生的意义剥落殆尽，才抱住了棋不放”——好像有一种非常悲剧、绝望的意思在里面。您觉得阿城写王一生这种青年，更多的是在写悲剧还是写超脱？

　　孙郁：我记得王一生最后“哇”地哭了。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他在棋里面忘我了，但在生活中，痛苦还是很强烈的。可是通过下棋，在“艺”的里面，精神得以升华，这是中国人能够活下来的比较高的境界。

　　记者：《棋王》里，有两个地方让人印象特别深刻，一个是饥饿，一个是对棋的痴迷，两件事写得都非常极端，构成了生理和精神的两极，很巧妙。

　　孙郁：对，他控制得很好。鲁迅讲，陀思妥耶夫斯是把人放在万难忍受的绝境里来拷问人的灵魂，阿城则是把人放在这样一种绝境里来写人的生存。现在的作家，写这种绝境里的生存状态，不太容易写出彩来。王小波有的时候会飞扬起来，靠超人的想象来颠覆，而阿城靠的却是不动声色。他运用传统，却没有旧文人的迂腐气，他是懂世故的，懂世俗社会的，而且又能在世俗里看出势利来。